经历第二次人口转变,国内同居比例上升引关注

2011年至今,我国生育政策已从“双独二孩”发展到“全面三孩”。历经10年嬗变,“让不让生”已不再是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想不想生”和“生了怎么养”。
回顾政策历程,10年间,从2011年的“双独二孩”,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再到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2021年放开“三孩”,这表明政府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的决心。事实上,生育背后还有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相互牵扯,“说生就生”并不容易。
基于此,澎湃新闻推出“生育的细节”系列报道,精选国内外新刊发的人口研究,将后人口转型时期人们的生育决策及行为置于“显微镜”下,以人为本,探究细节。
今天,本系列推出第三篇,聚焦“婚前同居”。日益普遍的“婚前同居”会对生育产生何种影响?

德国社科期刊《Demographic Research》(《人口研究》)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中国,婚前同居女性如果没有未婚先孕并生子,那在结婚后,婚前同居女性会比直接结婚的女性更晚生育头胎。
文章显示,从1980年到2010年,30年间,中国婚前同居比例从4%上升至40%。婚前同居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过渡到婚姻的方式。该研究基于数据分析,聚焦婚前同居对头胎生育时间的影响,发现女性若因婚前同居未婚先孕并生子,则婚前同居会提前首胎生育时间,若女性婚前同居但并未婚前怀孕,那么婚前同居会推迟其婚后怀孕首胎的生育时间。
研究者表示,目前,同居的“生育推迟作用”很大程度上被同居的“生育促进作用”(即婚前同居提前首胎生育时间)所抵消。
该研究题为《The role of premarital cohabitation in the timing of first birth in China》(《中国婚前同居对头胎生育时间的作用》)。论文于当地时间7月22日发表于国际知名人口研究机构马克斯普朗克人口研究所(MPIDR)出版的刊物《Demographic Research》(《人口研究》)上。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杨立军。
婚前同居女性未婚先孕并生子的几率是非同居女性的14倍
该研究使用的样本数据来自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这项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实施。该研究将样本限定为1960年代及之后出生的女性,且她们在2018年CFPS前已经结婚,最终纳入研究的女性有7310人。
该研究按女性结婚和生育之间的时间间隔进行分类,将时间间隔小于9个月的算作婚前怀孕,大于或等于9个月的算作婚后怀孕。同时结合女性是否婚前同居,研究者进行了样本数据分析,并得出描述性结果。

经历第二次人口转变,国内同居比例上升引关注

论文显示,在观察期内,与没有婚前同居的女性相比,同居的女性生育婚前怀孕子女的风险更大。
如图1所示,图中两条虚线,对应着生育非婚怀孕子女的生育年龄(以月份为单位)风险函数,展现了女性从216个月(18岁)开始,该种风险概率稳步增长,在280个月(23.3岁)-290个月(24.2岁)之间达到峰值,之后风险概率稳步下降。
按婚前同居与否对比来看,同居女性(如粗虚线所示)生育婚前怀孕子女的风险大于非同居女性(如细虚线所示),其风险差距在220个月(18.3岁)-280个月(23.3岁)之间增加,之后相对平稳。
此外,研究者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婚前同居会提前婚前怀上的头胎的生育时间。对于婚前同居的女性来说,生育婚前怀上的孩子的几率是直接结婚女性的14倍。
分析结果显示,同居对婚前怀孕头胎生育时间的影响在女性十几岁和二十出头时很大。因为在这个年龄阶段生下婚外受孕子女的风险很高,婚前同居的女性比直接结婚的女性更早成为母亲。
不过,这种影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减。具体来说,与没有婚前同居的女性相比,同居女性的年龄每增长1岁,生育婚前怀孕子女的几率就会降低5%。
对于同居加速婚前怀孕头胎的生育时间,研究者分析道,同居的生育促进作用根植于早婚和生育的传统,而这种传统又不可避免地被青少年及年轻人避孕率低、避孕有效率低所强化。此外,同居女性和非同居女性在生育婚前怀孕头胎时间上的差异,可能部分源于同居者比非同居者更倾向于发生婚前性行为。
婚前同居推迟了婚后怀孕头胎的生育时间
如图1所示,图中两条实线,对应着生育婚后怀孕子女的生育年龄(以月份为单位)风险函数。与生育非婚怀孕子女的风险函数类似,生育婚后怀孕子女的风险概率也是从低水平开始的,然而,它增长得更快,增长期更长;同时,其风险函数峰值到来得更晚,峰值在330个月(27.5岁)-340个月(28.3岁),比生育非婚怀孕子女的风险函数峰值晚了50个月(约4.12年)左右。
这说明,生育婚后怀孕子女的高峰年龄要比生育未婚先孕子女的高峰年龄更大。
如果按婚前是否同居对比来看,在绝大部分年龄区间,直接结婚女性(如细实线所示)生育婚后怀孕子女的概率都比婚前同居女性(如粗实线所示)都要高。
此外,研究者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直接结婚的女性比婚前同居的女性更快地进入为人父母的阶段,尽管这种差异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缩小。
研究发现,婚前同居推迟了婚后怀孕头胎的生育时间。对1960年代及之后出生的女性来说,婚前同居和生育婚后怀孕孩子的概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婚后的53个月(约4.4年)中都能观察到。
研究者分析道,对于婚后怀上头胎的女性来说,研究结果支持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国家间生育行为趋同的主张,即婚前同居的女性推迟了头胎生育时间。
研究者进一步分析道,相关模型研究发现进一步说明,同居的生育推迟作用产生的部分原因是,跟直接结婚的女性比,婚前同居女性从结婚过渡到生育头胎的时间更长。因为婚前同居为情侣提供了更多机会在婚前建立关系,这些发现支持了这种主张:婚前同居比例上升意味着子女内在价值的观念减弱,并出现了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制度。
研究者还考量了上述两种相反作用的相互影响。其称目前数据表明,同居的生育推迟作用很大程度上被同居的生育促进作用抵消,但这种平衡也很可能被随之而来的各种变化打破,如婚前同居的长度,连续同居的普及程度,同居与结婚及婚龄间的联系,非婚生育的增加以及法律和制度上的相应调整等。
经历第二次人口转变,国内同居比例上升引关注
该研究的大背景是中国婚前同居比例日益上升。
该研究显示,从1980年到2010年,30年间,中国婚前同居比例从4%上升至40%。婚前同居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过渡到婚姻的方式。而婚前同居率的上升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特征之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学者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概念,试图解释生育率在降到更替水平之后继续低迷、甚至继续下降的原因。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要特征包括已婚比例下降、初婚年龄上升、同居比例上升、离婚率上升、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和生育的延迟等。
此前,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宇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1990年代末,第二次人口转型在中国就开始了,比如非婚同居。他同时提到,第二次人口转型从长远来讲会影响到中国的生育率。
2019年9月,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於嘉和谢宇共同发表了《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一文。文章提到,第二次人口转变是解释西方国家低生育率现象的重要理论框架,对我国第二次人口转变发展趋势的研究,也将有助于理解我国近些年持续的低生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