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疟疾防治工作前后经历四个时期

电视剧《功勋》中,青蒿素的研发者屠呦呦在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团队排除万难、坚持攻关甚至以身试药,成功研制出了抗疟新药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在被功勋精神打动的同时,屠呦呦带领的“五二三团队”也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很多人把“五二三任务”与青蒿素的研究画上等号。
其实,“五二三任务”作为一项巨大的秘密科研工程,涵盖了疟疾防控的所有领域,不单单只有青蒿素研究。这一科研工程的开展涉及全国诸多省市和行业,上海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疟疾防治工作前后经历四个时期

电视剧《功勋》剧照
疟疾带来“内忧外患”
疟疾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系经按蚊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它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虫媒传染病。1920年代起,我国老一辈寄生虫学家对云南、广西、贵州、广东、台湾、江西、四川、浙江、河北等21个有疟疾流行的代表地区进行调查,发现人体全部四种疟原虫——间日疟原虫、恶性疟原虫、三日疟原虫、卵形疟原虫——在我国均有存在。据估计,在解放前,中国每年的疟疾病例达到数千万,死亡率也非常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疟疾防治工作前后经历四个时期。1950年代属于第一阶段: 重点调查及降低发病率阶段;1960年代和1970年代属于第二阶段:控制流行阶段;1980年代和1990年代属于第三阶段:消除疟疾阶段;2000年之后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巩固消除疟疾成果阶段。“五二三任务”处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即第二个阶段之中。

“五二三任务”是如何诞生的呢?1960年代初期,越南战争升级,疟疾成为交战各方参战部队的主要传染病,而且由于疟疾抗药性的问题,很多传统抗疟药疗效很差,疟疾已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
1967年5月23日,解放军国家科委和总后勤部在北京召开了有关部委、军委总部直属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军区领导及有关单位参加的全国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大协作会议,讨论确定了防治疟疾的三年研究规划。为保密起见,以会议日期为代号称为“五二三任务”。
很多人认为,“五二三任务”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有重要的军事目的。

1981年,“五二三”办公室撤销前各地区“五二三”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以及部分科研人员工作座谈会合影
通过对当年国内疟疾防控资料的研究,我们发现,“五二三任务”绝非只是为了“抗美援越”。1950年代,国家出台《少数民族地区疟疾防治工作方案》和《疟疾防治规划》等多份规划方案,组织卫生工作队、防疫队、医疗队进入高疟区,抢救疟疾患者,进行预防工作;设立疟疾防治所,进行疟疾防治科研和培训技术骨干等工作;同时举办疟疾训练班,培养专业技术队伍。一系列工作之下,我国的疟疾防控工作开始得到了系统的管理,疟疾发病率一度由1955年102.8/万下降到1958年的21.6/万。

但是,由于政治、经济以及自然因素的关系,1960年代初和1970年代初我国又出现大范围的疟疾爆发,全国发病人数多达1000至2000万, 1960年和1970年全国平均发病率分别高达155.4/万和296.1/万,其中197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疟疾发病率最高的一年。

1950年至2015年我国疟疾发病率
1964年,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党政负责人时,越方提出希望中方帮助解决疟疾防治问题。当时毛泽东说:“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的问题。”现在看来,这句话含义深刻。在那个时期,疟疾问题已属于“内忧外患”,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不可小觑的“海派力量”
上海地区并非高虐区,不过从近代起上海地区的科研院所在疟疾防控方面一直有着深入的研究。同时,由于在经济、管理、科技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从“五二三任务”一开始,上海就成为该研究工程体系内的主要力量之一。1967年全国“五二三”领导小组成立之后,制定了三年研究规划,组织了七百余人的抗疟协作队伍,其中有很多人来自上海地区的单位。1968年4月,“五二三”上海地区领导组成立。
1969年3月,全国“五二三”座谈会会议秘书组印发了《抗疟研究协作工作中有关问题的规定的通知》。这份通知中,明确了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南京、北京等6个地区“五二三”协作组的任务分工。其中,上海地区的任务分工有5条:
“1、新机构类型防治药物和长效防治药物的研究;2、合成药和中药抗疟药的临床验证、化学、药理、剂型、设备的研究;3、合成(按蚊)趋避剂和中药趋避剂的化学、效价、毒性、制备的研究;4、药物制剂包装的研究;5、抗疟针灸等疗法的研究。”
同时,在4个主要专业口(抗疟药的研制和试用、中药抗疟药的调查验证和实验、抗疟针灸等疗法、趋避剂的研究),分别指定了少数的负责单位。而这4个专业口的负责单位中,均有上海地区的单位。

上海流行的疟疾以间日疟为主,传播的主要途径为中华按蚊(图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71年,无论对于中央还是地方来说,都是“五二三”研究部署的重要年份。这年3月,“五二三”上海地区领导组进行重组,组员单位变为8个:市革委会科技组、警备区后勤部卫生处、第七军医大学(后改称“第二军医大学”)、卫生局、化工局、医药工业公司、医工院、寄研所。4月,上海选派36名科研和医务人员进驻海南、云南、浙江的高疟区进行现场研究。
6月初,全国疟疾防治研究工作座谈会在广州举行,这次会议制定了《疟疾防治研究工作五年规划表》,共有7大类15个项目的任务。其中上海的任务很重,共参与6大类11个项目。在原来的工作任务的基础上,上海又接受了预防类药物研制、免疫制剂研制以及动物疟疾模型建立等任务。之后,上海于6月中旬组织了贯彻广州会议的学习班,共有21个单位的152人参加,将上海地区承担的任务具体分派给各个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制药和日化企业。

从1971年起,上海的“五二三任务”协作体系相对稳定、运行有序。上海根据全国“五二三”小组的指导精神,先后于1973年和1976年下达了《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上海地区疟疾防治研究主要任务》《一九七六年上海地区五二三研究计划》。这些任务计划,非常细致地指导了当时上海地区的抗疟研究。
1977年,国家制定了《一九七七至一九八零年疟疾防治研究工作规划》,提出了新的工作重点,并组织了四个专业协作组。其中三个组由上海地区的单位担任组长或副组长:“防蚊灭蚊药械专业协作组”中,上海昆虫研究所担任组长;“疟疾免疫人疟猴模专业协作组”中,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担任组长;“化学合成药专业协作组”中,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和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担任副组长。
工作规划还非常详细地提出了1977至1978年的工作进度要求,并细分到各个研究单位。例如在当时已经成为研究重点的青蒿素领域,上海药物研究所承担了“1977年完成青蒿素的绝对构型研究”“基本完成青蒿素的吸收、分布、排泄和化学转化的研究”“初步阐明青蒿素的作用原理”“改造青蒿素的结构,找到更优越的新化合物供临床验证”等4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