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67岁的邵可侣在法国巴黎郊外给作家巴金写了一封伤感满怀的信

1961年5月27日,已经67岁的邵可侣(Jacques Reclus)在法国巴黎郊外的Le Plessis-Robinson给作家巴金写了一封伤感满怀的信。这封信没有直达中国,而是委托住在日本东京都中野区小潼町的作家芹泽光治良转寄。信件漂洋过海,辗转多地,最终到了巴金夫人萧珊的手中。8月9日,萧珊致信正在安徽黄山休养的巴金,说了大致情况,并称“这信我已交给罗荪,他说请白羽同志去了解办理”。罗荪即孔罗荪,白羽即刘白羽。信中到底写了什么?我们先来看看:
亲爱的巴金同志,亲爱的朋友:
我们共同的朋友芹泽光治良先生来信谈到你到东京参加作家大会,说到他同你会晤畅谈的欣悦之情。从他那里,你知道我在一九五二年离开中国时不得不把我的一个女儿抛在北京——就是当时只有十二岁的那个女儿。他是我在世上最□爱的亲人,同她的分离对我简直是沉重的打击,简直成了无尽痛苦的原因了。而且我得不到她的直接消息,一个现在已经达到成熟年龄的女青年(现在她已二十一岁了),竟固执地毫无音讯,真让我们诧异,增添我们的痛苦。
要是你有机会看看她,我和我的妻子——我们将格外感到欣慰有你这样一位知名而普遍受到尊敬的人去关心她,给她友谊,必要时给她帮助,这简直是我们的巨大安慰。如果你觉邵可侣这一姓氏还能代表你和我都所忠实的伦理方面某些基本原则的话(这我一点也不怀疑),就请你信中提示她几句。因为她看起来拿家族似乎当作某种幼稚的偏见了。我请求你去劝劝她,让她给她父母写信,同他们取得互相信任的联系,不要把有朝一日相会晤的可能任意抛弃。
我的最大心愿不待说是希望我们的女儿有一天能回来,哪怕是短短的一时也好。她过去从来没有表示过反对这样的想法,而长久以来,我们也没向她要求过这一点。
我衷心地预为向你致谢,亲爱的巴金同志和亲爱的朋友,谢你将要为我们的女儿所做的一切,请相信我们忠诚的感情。
邵可侣
下面是我们孩子的地址(你可以注意到她已经改了名字):北京西郊五道口林学院森林保护系二年级孙立先

这是一位年老父亲的喃喃独语,他因为当年离开中国时没能带走女儿而后悔和自责,陷入对女儿深深的长久的思念,也因为成年以后的女儿不和他相认、改了名字而不解与痛苦。他似乎非常无奈,但又不甘心就这样失去女儿,所以一听说芹泽光治良和巴金碰面,谈起自己及女儿,内心无疑又燃起了一丁点希望,于是向巴金写了这封哀伤的求助信。信中开头提到的巴金去东京参加作家大会,是指1961年3月24日至4月21日,巴金担任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赴日本出席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据前几年出版的《出访日记》,25日午后4点,巴金到芹泽光治良家,6点告辞回旅馆。
第一时间读完信,笔者心里不禁对写信的邵可侣是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位法国人和日本人芹泽光治良的联系想必密切,以至于后者乐意做中间人,为她女儿的事传递消息。邵可侣又把巴金视为朋友,他们三位于何时结识?邵可侣和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带着这些疑惑,笔者开始了一段“寻找”邵可侣的历史旅程。

当笔者着手了解邵可侣时,一本名为《人间的命运——致巴金》(东方出版社,2018)的日本私小说进入视线,著者正是芹泽光治良,讲述了他和邵可侣家族以及中国人的故事。这本书是大河小说《人间的命运》(共十六册)的附册,原著的标题为“爱、知、悲伤”。这本书能够问世,与1961年巴金在东京对作者的鼓舞是分不开的,所以作者将其写成一封致巴金的长信的式样。它虽为私小说,却有很强的历史还原度。日本学者樋口进、山口守等人很早就利用它来研究巴金和安那其主义的关系,中译本出版后,刘拧、姚峥华、李公明等人也分别写过书评,可在国内引起的波澜不大。此书为笔者寻找邵可侣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和灵感。书的引子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法国朋友雅克·邵可侣(Jacques Reclus)的家里第一次认识了中国人。我也给您介绍了我在雅克家里认识的那些中国人,以及他在北京留下来的女儿的故事。事实上,巴金兄不仅认识邵可侣,1927年赴法留学期间也与他家有往来,那么或许我们年轻时在他家里见过面,既然如此,我对您更加产生了亲切感。

已经67岁的邵可侣在法国巴黎郊外给作家巴金写了一封伤感满怀的信

这段话第一次将三个人联系在一起,将这段故事的起点指向了巴黎——邵可侣的家里。这个家位于巴黎的郊外,正是本文开头一幕邵可侣写信的地方Le Plessis-Robinson。在芹泽光治良的书中,这是一栋两层的毗邻林荫街道的木质老房子,雅克一家住在二楼右侧的四个房间。门前的街道上,复古风格的电车来来往往,路边硕大的法国梧桐的树枝在高处摇摆,让人忘记时间的存在。这个家,一度吸引巴金、芹泽光治良这样的外国留学生纷纷来访。这决不只是主人的热情好客,更在于思想和学问的交流,而谈话的一个中心想必就是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
据陈三井的《旅欧教育运动:民初融合世界学术的理想》一书介绍: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派是在日本和法国的海外中国同盟会员中形成的。在日本东京,以出版《天义报》为主进行活动的刘师培、何震、张继、汪公权等人是“天义派”,在法国巴黎出版《新世纪》为主进行活动的李石曾、吴稚晖、褚民谊、张静江等人是“新世纪派”。法国是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故乡,也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以及其他许多国际无政府主义者经常活动的地方。哀利赛·邵可侣(Elisee Reclus, 1830-1905)作为闻名于世的法国地理学家与无政府主义者,向住在法国的中国人传播无政府主义,并直接影响了《新世纪》的创刊。此外,格拉弗(Jean Grave, 1854-1939)也是法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与中国留学生之间关系密切,并协助他们的社会活动。严格说来,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源泉,是哀利赛·邵可侣和格拉弗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哀利赛·邵可侣的侄子保罗·邵可侣(Paul Reclus)也和李石曾等人多有往来。李石曾评价叔侄两位是相类的人物,称“小邵是我最好的朋友”。而“小邵”的次子,正是本文的主人公雅克·邵可侣。
可见,法国巴黎的邵可侣家族是世界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传播者。芹泽光治良和妻子是1925年初夏到的巴黎,1929年返回日本。临赴欧洲时,他和妻子的媒人——日本《万朝报》社长把刚从法国回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石川三四郎介绍给他认识,石川又恳切地将其引荐给雅克和他的父亲。日本学者樋口进发现,把石川三四郎介绍给邵可侣家族的人则是褚民谊。据《巴金年谱》,1927年1月巴金和友人卫惠林一起赴法,于2月19日到达巴黎的里昂车站,接他俩的人是吴克刚。1928年12月,巴金回到上海。因此,芹泽光治良和巴金的留法岁月确有重叠之处。年谱没有巴金和邵可侣家来往的记载,但据暮年的邵可侣忆述:当时在法有不少中国学生为无政府主义思想所吸引,李芾甘就是其中之一,那时他是外省一个中学的寄宿生,即日后成名的作家巴金。我是在和另一青年无政府主义者吴克刚经常往来中遇到他的。
巴金好友、翻译家毕修勺的儿子毕克鲁曾撰文称,哀利赛·邵可侣等理想主义先辈是巴金年轻时所崇敬的“指引者”。毕克鲁引用父亲所译《E·邵可侣传》里哀利赛·邵可侣在讨论艺术与人生时所说的一段话:“人生就是艺术,不为私利改变自己的理想,只要社会上有特权与贫困存在,我们总是站在弱者一边,以革命的斗争,求得正义的实现,这就是美的人生。”而这句话可以视为巴金和他的朋友们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
巴黎,邵可侣家族,无政府主义,一张跨国的人际互动和思想交流的网络就此联结。从这个角度切入,就可以理解巴金、芹泽光治良和邵可侣这三位来自不同国度的人,在各自的人生之旅中,为何会产生某种兼具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交集。

去中国之前,雅克·邵可侣的生活不算理想。他从小练习钢琴,有出众的音乐才华,参加一战时右手受伤,从此断了作钢琴家的梦。战后,已经中年的克鲁那李桑夫人给了他爱和重新开始的勇气,他立志于学问,在巴黎索邦大学专修社会学。两人后来同居,收养了克鲁泡特金的孙女作为养女。但是,雅克没有取得博士学位,无法在学校担任教职,他也没有自己的著作,靠父亲和祖父的关系也没能找到工作,只好教几个学生弹琴来维持生计。由于战后法国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雅克仅靠教琴也难以养活全家,于是他甚至跑去歌厅打鼓,工作时间是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4点,结束后已经没有回家的电车,不得不在附近租个小房间将就。因此,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都不太好。1927年秋,邵可侣决定去中国教书,教社会学之类及法语的课程,为期三年。他对芹泽光治良说,要去那里帮助他们进行新的建设,哪怕做一点儿事,他也会感到幸福。等到第二年春天,欧洲七叶树盛开的时候,芹泽光治良从瑞士疗养回到巴黎,发现邵可侣已经离开法国了。
根据日本学者山口守的研究,1928年4月28日,知名的安那其主义者爱玛·高德曼(Emma Goldman)致巴金的信中,专门提及了邵可侣:“雅克·邵可侣同志的讲课一定十分精彩吧。不过我觉得,逐字翻译这种方法,恐怕会让他讲话的精髓消失殆尽。不单单是内容,这种将重点放在课程传达上的做法,我不喜欢。如果能够去中国,我宁愿面对懂英语的听众讲课,或者在讲课后请人把我的课本译成中文。”从信中透露的气息来看,艾玛·高德曼和巴金彼此对邵可侣都是相当熟悉的,知道此时的邵去了上海教书。
邵可侣教书的地方实际上是国立劳动大学,创办于1927年,位于上海近郊江湾,是一所半工半读性质的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学校。虽然李石曾表示随时欢迎他到中国去,但介绍他来这所学校的人是吴克刚。据山口守研究,时在法国的吴克刚与在国内的沈仲九经常通信,正好沈是筹办劳动大学的负责人之一,于是请吴代为物色一外籍教授,吴以邵相荐,最终邵与吴同船来沪。吴克刚、沈仲九都是巴金的好友,毕修勺也在劳动大学教过书。此外,日本的安那其主义者岩佐作太郎、石川三四郎、山鹿泰治等人也曾被聘为讲师。邵可侣来这里,无论是政治信仰、专业背景甚至是社会关系上,都是较为合适的。
鲁迅和劳动大学也有缘分。1927年10月25日,他受邀去该校演讲约一小时,题目是《关于知识阶级》。在演讲中,他这样说到: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11月7日,“午后往劳动大学讲”。这一次鲁迅是应校长易培基之邀,在该校开设文学讲座课。每周讲授一次,至来年1月10日辞讲。
邵可侣对教书是认真负责的,也关心爱护中国的青年学生,笔者认为这是他的个性使然,也暗含着他对自身所信仰的社会政治理想的坚持。在邵可侣后来给夏炎德的《法兰西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6月初版)所作的序中可知,他刚来上海时看到的中国是比较乏味的,但在劳动大学上了数星期的课后,却感到一种深刻的愉快,因为这个学校的青年是勇敢的,而且不顾环境恶劣地奋斗,认清学校最终的目标是在解放祖国——他在青年的理想中得到一种精神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后以研究经济学名世的夏炎德应该在劳动大学上过邵可侣的法文班,一度钟情的是西洋文学。徐懋庸就读劳动大学附中时,教他们法文的也是邵可侣。邵选用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作为教材,徐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就起心翻译这篇作品,并把它作为丛刊的刊名。卢剑波在上海国民大学学习时,组织“民锋社”,复刊《民锋》杂志,继续宣传无政府主义,被上海当局戴上一顶“布尔什维克化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帽子,杂志遭查禁,人受通缉,幸亏邵可侣及时通风报信,他才躲过一劫。笔者发现,上海出版的知名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曾于1929年7月13日刊载过一条短消息:6月27日晚,一队市政警察无故盘问搜身从邵可侣家出来的几位学生,还试图拘捕他们,邵可侣挺身而出,说要是自己的客人被带走,他也会一道随同,最后警察只好将学生释放。
在上海期间,邵可侣对中国社会开始了自己的观察和理解。而这种观察和理解,又是从他本人的政治信仰出发的,抱着前述“解放中国”的目标。邵可侣曾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过一篇关于沈定一遇刺的长文,时间是1928年9月29日,此时距沈案发生恰好一月。邵可侣对这位复杂的人物相当了解,称他为社会主义者、学者和国民党员,他甚至在当年6月到过浙江萧山,亲眼见证过沈定一的地方自治实验,而这正是文章想要表达的重心。他对沈定一的作为评价很高,说他在萧山的工作深孚众望,是为实现革命社会目标所作出的切实尝试,而这也是造成其死亡的真正缘由,颇有“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在沈定一身上,邵可侣同样是寄托了他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的。
1929年的晚秋,芹泽光治良和妻子离开法国,返回日本。漫长的旅途行将结束时,船开始进入上海的港口,在寒冷的冬天的早晨,邵可侣带着陈君和王君前来码头迎接。芹泽光治良发现,邵可侣嘴巴和鼻子下面的胡子全刮掉了,显得很年轻,能娴熟地指挥洋车走哪条路。邵可侣应该是住在虹口日人聚居区(按:书中称是日租界,不确)里一幢英国人所有的洋馆的二楼。当天下午,季君、王君和邵可侣带芹泽光治良拜访了鲁迅。芹泽光治良说:鲁迅住在一条汽车进不去的狭窄的弄堂里,在他看来,这是一间杂乱无间的陋室。鲁迅住在二楼,发着烧,没刮胡子躺在床上,但抬起上半身跟他们逐一握手。先生似乎和邵可侣、季君等人很熟。他被先生温厚的脸所吸引。先生对他立志成为作家表示鼓励。第二天上午,芹泽光治良去参观了王君的家庭工厂,王君告诉他这是一种社会革命。邵可侣后来对芹泽光治良解释:王君所说的革命就是共产革命。他们只会在朋友面前吐露自己的信念,而且只限于法语。第三天一早,芹泽光治良乘坐的船出航,邵可侣等人又去码头送别。
芹泽光治良在上海的这段经历很有意思。这说明,邵可侣虽然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的朋友甚至学生中间,不乏从事共产革命活动的人。王君的家庭工厂有可能是为革命筹措经费的地方。鲁迅当时住虹口横滨路的景云里十七号,居住条件确实一般,周围的嘈杂时常影响其生活和写作。这里离邵可侣的住所应该相去不远。查看1929年的《鲁迅日记》:12月1日,“牙痛”;7日,“似微发热,服阿司匹林两片”;14日,“似感冒发热”;20日,“夜似发热”。说明鲁迅在该月确实身体抱恙,在此前后的各一月则不见生病记载。照此推断,邵可侣他们此行的日期很有可能是在12月的某一天。不过,鲁迅日记中没有明确提及此事。


大概在1930年,邵可侣可能是提前结束在国立劳动大学的聘期,去了南京的中央大学。当时劳动大学已经不再安稳。就在6月6日,教育部奉令停止劳动大学招生。9月24日,校长易培基遭免职。所以,邵可侣此时去中央大学,大概是环境变动所致。在芹泽光治良的书中,1930年的暑期邵可侣和远道而来的夫人一起来到日本度假,提及邵可侣是和北京大学签了合同,就住在北京(按:翻译如此),这恐怕是不确的。南京和北平路途遥远,当时又没有高铁,两地兼职怕是难以做到。或许是作者的记忆出了偏差。
据《蒋碧薇回忆录》,邵可侣在中央大学的宿舍恰好和徐悲鸿一家是对门。1929年5月,徐悲鸿和谢寿康两家一起从上海搬到了南京,任教于中央大学。同年8月,蒋碧薇的父亲蒋梅笙接受金陵女子大学的聘约,担任国文及中国哲学史的课程。后来谢寿康辞去教职,就任立法委员,他原来所住的宿舍就分配给了邵。据蒋碧薇所述,邵可侣是李石曾的朋友,也是由李邀来中国的,知道他在法国有妻女,夫妻间没有经过正式结婚手续,因为他们都信仰无政府主义。徐悲鸿看邵可侣单身在华,生活多有不便,就请他长期在自己家里免费就餐。1931年1月25日的《申报》曾登载过蒋梅笙的一篇小文章《汤山记游》,说的是1月18日戴志昂(按:据费麟所述,戴志昂当时系中央大学建筑系学生,徐悲鸿在系里教建筑写生和人体素描)邀请他们一家人去郊外汤山游玩的开心事,同行人中就有邵可侣。就在这年,徐悲鸿还专门给邵可侣画过一幅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