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说》,的由来

1897年孙中山自称Young China Party(少年中国党),1900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报纸读到Young China,直译为“少年中国”,遂写成名篇《少年中国说》。晚清时期,Young China先后用来指称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等,孙中山率先使用其英文,梁启超最早把它译为“少年中国”,其中英含义都不断变迁,折射出晚清以来的“世变之亟”。

《少年中国说》,的由来

《少年中国说》的由来
1900年2月10,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雄文,风靡天下至今。这篇文章在夏威夷写成,笔者认为梁是受1月2日《夏威夷星报》出现“Young China”启发与刺激。清末“青年”一词尚未广泛使用,梁启超把Young China译为“少年中国”,在当时来说,字面上完全对应。
梁启超此文驳斥日本人把中国叫做“老大帝国”的谬论,激情演绎“少年强则中国强”,行文排山倒海,令人血脉贲张。文中有关“少年意大利”的陈述十分重要,却容易被忽视。
梁启超写道:“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为‘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少年意大利”原文La Giovine Italia,英文为The Young Italy,通译为“青年意大利”。马志尼等意大利三杰,集合志士,组织“青年意大利”团体,把祖国从外族统治下解放出来,实行近代化改革,建设民族国家,梁启超对这一壮举心仪已久。
1943年,冯自由撰文对孙中山《伦敦被难记》自述在澳门加入的少年中国党(Young China Party)并非兴中会一事加以辨析。他认为:“或疑《被难记》之‘少年中国党’为当时一种政治运动之固有团体,亦属大误。盖‘少年某国某政团’,乃东西各国维新党之普通名词。自玛志尼创设‘少年意大利’之后,他国改革政治之团体,以少年某国自称者,不一而足,少年土耳其即其一例。我国志士之自称‘少年中国’者,尚在土耳其之先。”(《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6页)1945年高良佐出版《孙中山先生传》,也认为“所谓少年中国党,是那时国际间对维新政党的一种普通称谓”。这种解释比较符合晚清时期的实际。
1961年,陈旭麓指出:少年中国党“不是一个革命团体,而是一个要求改革政治的团体。当时梁启超写的《少年中国说》一文,主张要以少年的中国来代替衰老的中国,立意和‘少年中国党’的相同”。(《近代史思辨录》第138页)陈旭麓将梁启超“少年中国”与孙中山“少年中国党”联系起来,独具慧眼,令人心折。
民国以来,有关孙中山自称在澳门加入“少年中国党”的学术争议不断,然而无论是肯定说还是否定说,偏颇之处都在于将“少年中国党”实体化,都认为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笔者此前也犯了这个错误。若遵循冯自由、高良佐、陈旭麓的思路,将“少年中国党”理解为对革新势力的一种普通称谓,之前的疑难都将迎刃而解。
近代中国很多概念,经过曲折的演变历程才最终定型。英文语境中表达青年的young、young man、youth这一系列词语,在1910年以前的中国,主要用“少年”来对译,广泛使用“青年”是1910年以后的事。笔者管见,可能日本人更早使用“青年”来对译。例如,最早追随孙中山的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就把《伦敦被难记》里面的Young China Party译为“支那青年党”。
钱穆认为:“古人只称童年、少年、成年、中年、晚年……民初以来,乃有《新青年》杂志问世。其时方求扫荡旧传统,改务西化。……故青年二字乃民国以来之新名词,而尊重青年亦成为民国以来之新风气。”(钱穆:《中国文学论丛》)钱穆的结论大体不差。晚清中国主要使用“少年”概念,“青年”用例较少,还不是广泛流行的语词。
《伦敦被难记》足可证明,国人率先使用“少年中国”概念的是孙中山,而不是梁启超。孙中山青少年时期在夏威夷、香港接受西学教育,早年的思维方式是西式的,往往在脑海里先有一个英文的概念,再慢慢转为中文表达。在他从事社会活动的早期,大量的英文词语、词组还没有通行翻译。孙中山的“少年中国”直接用英文“Young China”表达,应该是利用了英文报章原有的表达方式,而英文报章Young China一词,应该是模仿Young Italy而来。  
孙中山对世界历史有所了解,比梁启超要早。孙中山先后在夏威夷、香港接受西学教育,也有很多机会从英文书报读到有关Young China的报道与论述。孙中山用英文中使用多年的Young China Party,目的是想借助“青年意大利”这个典故,让西方读者“秒懂”他的革新倾向。1912年,孙中山老师康德黎出版《孙逸仙与现代中国的觉醒》一书,把Young China Party比拟于“青年土耳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孙中山。
梁启超写作《少年中国说》,实系受到夏威夷英文报纸的直接启发。这次夏威夷之行,直接原因是梁启超出现了与孙中山合作反清的苗头,令康有为大起疑心,必欲拆散这一联盟,严令梁启超离开日本前往美洲。1899年12月31日,梁启超从日本乘船抵达夏威夷。
1900年1月2日,《夏威夷星报》(The Hawaiian Star)以《中国的改革》为题,隆重报道了梁氏的到来。该报称:“今天,一位进步中国人梁启超来到我们当中。这位绅士为追求他的事业,险些丧生。Young China很明白,它取得进展的唯一机会,是与西方思想与西方脚步协调一致。”报道显示了西方人的傲慢,此处出现了Young China一语,相信夏威夷华侨会给梁启超作讲解。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自承“不解英语”,实际情况是掌握了一些英文单词,但运用未到自如程度。经由夏威夷华侨的翻译、解释,梁启超又熟知马志尼“少年意大利”故事,遂仿照Young Italy,将Young China一语直译为“少年中国”,写下传颂至今的雄文。梁启超对“少年意大利”念念不忘,1902年又写出《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在“少年意大利”后面加注英文Young Ita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