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上,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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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授业于田野之间,树人于实践之中。田野教学是北京大学考古育人体系的核心环节。自1957年在河北邯郸开始田野考古实习起,北大的“田野考古实习”课程已走过六十多年的历程,建立的“北大模式”影响深远。《田野考古实习》课程先后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授课教师入选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教学团队将解决考古学术问题的重要遗址作为实习基地,培养学生将动手动脑与学科最前沿的工作紧密结合,将学习内容与重大科研相结合。
自1990年开始评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加或主持的获评项目高达34项。2021年10月18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上,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其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加或主持的项目有15项。
在田野中寻求真知,守正创新,务实致远。目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积极推动校地合作,正在重点建设山东临淄、陕西周原、宁夏盐池三个标准化的实习基地。根据新时期考古学科发展的情况,大力推动考古实习基地的标准化、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和国际化,即“基地+”的发展模式,同时进一步完善田野考古实习课程的教学体系,积极探索、推动高校田野教学实践的5G+和VR技术的新运用,在新时代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继续贡献北大力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  沈睿文)

御窑厂遗址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老城区的中心地带,古代临江城镇的前后街之间,遗址平面呈长梯形,总面积约54300余平方米。御窑厂是明清两代专为宫廷烧造瓷器的皇家瓷厂,是我国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为精湛的官办窑厂,在中外瓷器发展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
御窑厂创建于明初,称“御器厂”,清代延续烧造,改称“御窑厂”。在500余年的时间里,御窑厂为明清两代宫廷烧造了不计其数的瓷器。由于供给宫廷的特点,御窑厂集中了最优秀的工匠,使用景德镇地区最优质的原料和进口的原料,生产不计成本,代表了明清瓷器制造的最高水平。御窑厂生产的瓷器制作精工,造型典雅,装饰多样,纹样精美。明清两代几乎所有的创新技术都发生在御窑厂,最精美的器物也大多是官窑瓷器。
清王朝灭亡后,御窑厂随即废止。此后,在珠山南北的御窑故地,先后建立过江西省陶瓷局,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江西瓷业公司及建国瓷厂。1973年,景德镇法院在珠山东麓盖房挖地基时,发现成化官窑堆积一处,刘新园先生在施工现场进行了简单的清理和标本提取。出土了大批成化时期御窑的重要资料,使学界大大丰富了对当时存世很少的成化官窑产品面貌的认识,这一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对御窑故址的窑业遗存进行考古发掘可以为加深对明清官窑瓷器的认识和为研究其生产体制等诸多问题提供实证资料,由此拉开了在御窑范围内进行考古工作的序幕。截止到20世纪末,在御窑厂遗址内开展的随工清理已达到13次,并有一次配合珠山改造的主动发掘,出土了海量的瓷器标本。但关于这些发掘,目前只在一些不同的展览图录中有所介绍,且都只是报告出土的精品器物,鲜少介绍地层和地层单位中出土器物的全貌,仅有的一次主动发掘也未刊布报告。

20世纪末,随着对文化遗产的逐步重视,景德镇市人们政府决定动迁他地,腾退出御窑厂故地用作考古和保护利用。随后对御窑厂出于学术目的的正式考古发掘开始了。迄今为止,御窑厂遗址已经先后经历过3次主动性发掘和20余次的抢救性发掘,揭露了御窑厂自明初创立至清代的不同时期遗迹,出土明清各时期瓷器残片多达数十吨,近1000万片。北京大学从2002年始,参与了对御窑厂遗址两次主动性考古发掘,共计3个年度,权奎山、秦大树教授先后负责了2002-2004、2014年的两次主动性发掘,共发掘了御窑厂南、北、中的三个地点,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和颠覆性意义的重要收获,被视为御窑厂遗址进入科学发掘和保护利用阶段的标志性工作。此外,北京大学还参加了多次配合御窑厂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保护改造项目的抢救性发掘。
2002—2004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珠山北麓和南麓两个地点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578平方米。权奎山、陈冲等8名北大师生全程参加了此次发掘。发掘清理了围墙、窑炉、辘轳坑和掩埋落选御用瓷器的瓷片坑、片状堆积等一大批遗迹,在御窑厂遗址内首次清理出保存完好的窑炉遗迹,弄清了御窑厂对落选次品瓷器的处理方式。发掘出土的器物相当丰富,有瓷器、建筑瓦件、窑具等,其中明代永乐、宣德、成化、弘治、正德时期的瓷器残片数量多,器物种类、造型、纹饰均十为丰富,发现了一些以往传世品中不见或少见的器物,将一些主要的釉色品种和装饰工艺的出现时间前推,极大的丰富了学术界对明代御窑瓷器生产面貌的认识。发掘的珠山南北两个地点均已建设保护棚进行展示利用。此次发掘为御窑厂遗址首次大规模主动性发掘,北京大学师生充分发挥了陶瓷考古专业的传统,严格按考古规程发掘,科学、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获得了广泛的赞誉,通过此次发掘与省、市考古所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也为此后北京大学在景德镇开展广泛、深入的瓷窑遗址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此次发掘获评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3-2004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二等奖”。

此次发掘也对御窑厂遗址的保护利用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御窑厂遗址曾是景德镇市政府的驻地,20世纪的考古工作主要是配合政府机关的基建施工开展的随工清理。虽然景德镇市政府在1983年就将御窑厂遗址确定为市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遗址保护区域,但由于遗址地处人口密集的市区中心,居房、政府机关和商铺的存在给遗址的考古和保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通过此次考古工作,景德镇市政府进一步认识到御窑厂遗址的重要性,并于2002年底将市政府机关及18个政府工作部门整体迁建他地,遗址保护区内与文物保护无关的建筑物一律拆除。自此,御窑厂遗址进入了有计划的考古发掘、保护和利用阶段。

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等单位联合对御窑厂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主动性考古发掘。秦大树、钟燕娣等9名北大师生参加了此次发掘,并用数年的时间完成了整理研究。发掘地点位于御窑厂遗址中部西侧,发掘面积400平方米。揭露了元代后期到清末民国时期的地层,清理了各时期的作坊、灰坑、房址、道路、庭院、辘轳坑等各类遗迹共64处。首次发现了明中期生产釉上彩瓷的作坊。发掘出土了大量陶瓷器、制瓷工具和窑具,其中以明中期的各类彩瓷最为丰富,不仅有大量的日用器,也有豆、登、爵等祭祀用瓷,使学界对明中期御窑生产面貌和产品种类的认知大大提高;发掘中清理的元代和明初的地层,证明了明御器厂的始建年代当在洪武末期,了解了御器厂创建以前这一区域的窑业基础;清理的晚明时期的有效地层首次印证了明御器厂在万历时停烧前后生产机制的变化和民窑继续生产的情况;也首次触及了清代御窑厂的生产情况。2014年的发掘对御窑厂内部的分工布局提供的新的资料,结合此前的随工和主动发掘成果,初步理清了明中期御御窑厂成型区、加彩区、生产区和选余品埋藏区的在遗址的分布区域和相互关联。


上述两次发掘是御窑厂遗址内最重要的两次发掘,学术目标清楚,发掘规范,地层清楚,遗迹清理完整,出土物丰富。为研究御窑厂发展的阶段性,官作的布局、功能分区与建筑构造,生产体制与管理制度,生产技术与制瓷工艺,各时期御窑瓷器的种类与特征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特别是北京大学师生全面负责了2014年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使学界对御窑的研究从过去以器物研究为主深入到通过遗迹和出土的器物、原料、工具、窑具来审视御窑厂官手工业生产体制和模式的变化,极大的推动了明清御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北京大学师生为主分别撰写了御窑厂遗址2002-2004年、2014年发掘简报,正式发掘报告也在按计划编撰。此外,北京大学还积极开展科技考古研究,崔剑锋副教授带领的科技考古团队对御窑厂遗址发掘出土的大量瓷器标本进行了检测分析,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部分成果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报(PINAS)。
在御窑厂遗址考古发掘不断取得重要成果的同时,北京大学充分发挥学科与资源优势,积极参与到御窑厂遗址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工作中,为御窑厂国保单位保护规划的制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御窑厂遗址申遗、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等国家和地方文化战略献策献力。主持了龙珠阁保护规划的制定,合作编制了御窑厂大遗址“十三五”“十四五”考古发掘与研究规划;参与编制了御窑厂遗址申遗文本;与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共同制定了《景德镇御窑厂珠山南麓、北麓遗址本体保护方案》《御窑厂明清制瓷作坊遗迹和北麓瓷业文化堆积层保护展示项目》《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出土瓷器保护修复方案》及御窑博物馆展出大纲等。这些工作有力推进了御窑保护利用工作的专业化、科学化进程。